后者当然属于元老阶级，这是罗马的第一高贵阶级，前者不过属于骑士，这是罗马的第二高贵阶级。

在我看来，只有用法治论的政治来克服战争论的政治，把中国宪法中的规范内容上升到政治宪法的高度，并且力主自由政治高于敌友政治，中国宪法学的实质诉求才能达到理论上应有的高度，打破各种各样的鼓吹敌友政治与阶级政治的宪法理论和国家理论，赢得自由宪法与和平宪法的尊严，从而实现一个百年曲折的法治国家的中国梦。英国宪法学传统的政治观虽然也有变异，但却不存在过于极端化的摇摆与对立。

中国的时代状况，使得我们的宪法学在短暂的遗忘了政治性之后，必须重新审视这个古今中西的老问题，即宪法的根基问题。克劳塞维茨是用政治来定义战争，并没有说政治是什么。就中国宪制权威的正当性而言，我们的宪法来自革命，来自人民共和的革命建国，两个共和国，都是基于中国的现实政治诉求，通过不断的激进主义革命，构建了中国的现代国家，由此创制了中国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循的都是这样一种政治的逻辑。基于上述预感，结合政治宪法学近几年引发的一系列议题，下面重点谈一下我所倡导的政治宪法学的政治观。经过自戴雪十九世纪末到格里菲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历代英国宪法学家对于英国政治宪法的辩难和解释，有关英宪的"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的二重构造愈加彰显，形成了英国宪法学的独特政治观。

而在施米特那里，自由是没有地位的，世界处于永久的战争状态。但是宪法和国际法等公法部门确实是关乎政治的，哪怕行政法也是以行政来约束和吸收政治，而不是无关乎政治。相应地，围绕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所设置的地方立法权格局也应随之扩大，但这在新《立法法》中同样未有回应。

申大一直被这些城市视作进一步拓宽发展道路的重要条件。虽然新《立法法》在放开市级地方立法权的同时在第72条附加了限制性规定：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所辖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不仅是对政策基础的补足，新《立法法》似乎也得以规避国务院作为审批主体逐渐放开市级地方立法权所可能面临的计划审批悖论。对较大的市立法权的扩充模式、对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忽视以及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聚焦偏差是典型体现。

嘉峪关市下辖长城区、镜铁区、雄关区和峪泉、文殊、新城三个镇。[1]但这种审批工作却在1994年戛然而止。

根据新《立法法》第72条除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的表述，与修改前的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不同，修改后的较大的市实际上仅特指1982、1988、1992和1993国务院分四次批准且现存的18个较大的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实际上已被笼统归为设区的市而不再属于较大的市。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进新型城镇化行动计划(2013-2020）》中实际上已有端倪。不过平心而论，除却赋权的目的不谈，撤地设市将有助于我国地方建制向《宪法》的规范轨道回归，毕竟地区并非现行《宪法》第30条所规定的正式的地方建制单位。在三级民族自治地方中，自治区的立法权资源最为丰富：既拥有作为一般省级地方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权，也有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

因此，新《立法法》选择对更为迫切也更为现实的自治州立法权扩充问题予以了较为充分的回应——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条第二款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的规定，随着新《立法法》对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的全面放开，自治州的人大和常委会以及州政府就自动获得了制定市级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权力。在现行法律规范框架下，地方性法规能够成为人民法院的判案依据。又如自治州和自治县不会面临的问题——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位阶对比关系以及如何在实践中适用？对此，《立法法》均未给出明确的回应。其二，这种称谓的改变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问题在于，较大的市本身是一个宪法概念——《宪法》第30条第二款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因此宪法的较大的市和新《立法法》的设区的市实际上是一个概念，亦即新《立法法》以设区的市替代较大的市的提法与《宪法》第30条不相吻合，引发了概念上的混乱。

第三，北大姜明安教授提出，把订立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权力扩大到县一级。新《立法法》实施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有两个地区通过行政建制变更的方式加入设区的市的行列，[4]再加上30个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的放开，有理由相信此次扩权范围将以全部地级单位为赋权目标。

（三）新《立法法》第72条的逻辑缺憾 第一，以设区的市替代较大的市。[6] 在规范层面，五四宪法第70条就已经规定了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生产资料的区域性流通乃至全国统一市场的良性运转，而地方立法权的全面铺开，可能会为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和区域制度壁垒的建立供给不当的法制化基础，使之得以披上法律的外衣重装亮相。对于自治县立法权，虽然存在滥用，但亦无需通过扩充立法权的方式解决。关键词:  新《立法法》。倘全面放开地方立法权，势必导致设于各级地方的人民法院被裹挟入地方意志之中，影响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5] 结合日喀则、林芝和吐鲁番撤地设市的先例，喀什地区同样进行撤地设市可能是较妥的解决方案。第74条赋予经济特区所在省的立法权的初衷应是期待经济特区上级地方进行立法补强，或在省域范围内实现配合经济特区发展的区域化格局。

原《立法法》中，地市一级具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仅限为较大的市，但其新《立法法》第72条中已被设区的市悄然替代。另一方面，这种列举仍然挂一漏万——2015年2月19日，国务院《关于同意海南省调整儋州市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15]41）正式同意撤销县级儋州市，设立地级儋州市，以原县级儋州市的行政区域为地级儋州市的行政区域，儋州由此成为我国第五个不设区的地级市，而在《决定》仅列举四市授权的逻辑下更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地方立法权的地级市。

第一，形成法出多门的局面，导致实践中法律适用紊乱，进而影响法制统一。完善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赋予和运行、对经济特区立法权条款的理性整合与诠释、促进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出台以及探索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的规范行使等，均是该领域在未来亟需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

摘要:  2015年对《立法法》的修改，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目前地方法制建设的诸多需求，但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二是基于每年开一次的人大专有立法权的规定，立法效率被严重制约，从而拖慢了法制化建设的脚步。

2015年4月12日，新疆吐鲁番地区撤县设市，撤销吐鲁番(县级)市建制改设高昌区。其一，虽然该条第四、六款沿用了较大的市的概念，但与修改前的《立法法》在内涵上已完全不同。第二，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壁垒的进一步恶化。笔者认为，未来改革的重点应在自治区自治法规审批程序的松绑——从五大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历程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程序业已成为最大的制度性阻碍。

逻辑上，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规范冲突的几率增加。随着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以温州、东莞、佛山为代表的许多后发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较大的市，但苦于审批大门的关闭而无法实现立法权与经济实力的匹配。

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单单围绕经济特区进行省内市场资源的整合显然已不足够，经济特区的持续发展需要其同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制度性协调机制。而对于自治县来说，在当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总的思路还应是回归自治立法权的本质，即对于那些不属于自治立法权范畴、但又必须实现法制化的事项，应依托该自治县所隶属的上级地方立法实现。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在当时也被解读为申大大门的重新开启。这也是当年五四宪法否认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其他任何形式的地方立法权的初衷。

第二，让所有地级市获得目前由较大的市所享有的地方立法权，这与此次《立法法》修改的路径基本吻合。其二，在地方旺盛的立法需求下，省级人大常委会很难对立法权的放开给予有效的控制，加之地方利益表达、市际协调均衡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势必导致省、自治区对放开节奏的实际控制力进一步削弱。而这种脱钩思维也使得十八届三中全会青睐的第一种方案同第二种方案间的选择性张力在事实上被消弭：一方面，增加较大的市数量同赋予所有地市以地方立法权不再指向同一问题，可并行不悖。我国有个别地级市不设区、不辖县，而是采用直管乡、镇和街道的结构，如广东省东莞市和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和海南省三沙市。

此外，由于长期存在立法需求释放渠道，即便直接全面放开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也不易出现所担心的井喷式局面。这一制度设置看似中央与地方协调配合，实则效用有限。

首先，作为四类设区的市之一，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亟需新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回应。因此，相关法律围绕新《立法法》进行协调完善的集体发力，或许更加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对许多发达的县级市（如昆山、顺德、义乌等）而言，市代县体制已然成为束缚发展红利进一步释放的制度障碍，过去几轮的扩权已不适应经济强县（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县市一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普遍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但这种专门授权的路径尚面临诘问。